因為眼睛還有一些模糊的視力,聽演講或是看活動的時候,由於有時候很想看看前面的投影片或是講員,所以會特別需要做在第一排,而且要正中央的位子,我才能夠看到。
在國外的時候,任何的劇院,不管是劇場還是大表演場、表演廳、很多的音樂廳,若你告訴他們你是視障者,通常他們會禮遇幫忙留席,在台灣我必須很勇敢的跟每一個主辦單位溝通,才能夠爭取到保留位,比較糗的是,台灣無論什麼活動,第一排坐的通常都是有頭有臉、有身分的人,而我常搞不清楚,外界所謂的名人是什麼。
記得有一次,在講座中,講者要我們在中場休息的時候與隔壁座的人互聊一下剛才上課的內容,那一次我先自我介紹後就輪到他了。雖然掛有名牌,但我沒有辦法仔細看清楚,中間有點停頓後,他再次介紹一次他的名字,也問了我一句你住在哪裡,我回答說 我雖然有段時間不住在台北,但我還是在台灣,現在住的是偏鄉。這位同伴很特別地給了我他的電子郵件,對我說可以和他聯絡。
會中,我可以看得出來這位夥伴應該是個非常重要的人,因為主講者十分地重視他,眼神一直看著他,專著地連他先行離開演講都因而中斷,但是他離開前,還是非常紳士地、有禮貌地向我致歉,因為他還有非常重要的活動,所以必須離席,我點頭微笑,實在是不知道他是哪一位大人物。返家後,我跟朋友們提起此事,大家驚呼,他們說他是一家有名公司的董事長。朋友們不可思議地開玩笑說:「你怎麼不問問投資什麼好,就說了不認識他…」。反正這個笑話傳遍了所有的親友,連一個台灣最重要的人坐在我旁邊,我毫無感覺,就像是一個山頂洞人,不過,他真的很謙虛且平易近人,覺得一定是樂於幫助社會,才會贊助這樣的活動。
其實一直從我小學開始,我就一直必須只能坐在前三排,我們當年的學生是要換座位的,因為我只剩下右眼可以直視的能力,所以我就像是地球的中心軸,就像北極星,全班以我為中心,反正我就是不能動,全班換位置的時候,我仍然是維持原位。那段時間真的很有趣,同學們都記得這件事情,只有一個座位沒有換過位置,大概從小學到高中都是這樣子吧,倒是到了大學比較寂寞而感到棘手,因為多數的教室不是固定的,而且大部分的學生彼此也不太有互動,大學的學生滿多會遲到也怕被點名,所以多數人都是坐在教室的後端。
我那四年一直都是一個人,很孤單地必須坐在最前面,而且是老師的正前方,連瞌睡也不能打,加上因為要錄音,離講台也不能太遠,因此教室中間有一大段的中空,跟同學產生了很大的距離。那段時間,我覺得跟大學同學的感情實在太生疏了,非常非常地孤單。正因為大學有非常多不同的學科要跑教室,必須到不同的大樓,所以沒有一個固定的插頭可以讓我插電源,這真的是我使用錄音機和檯燈一個非常大的困難,在加上每個教室的光源跟狀況都很不同,於是父親特別為我設計了一款,可攜帶式並且有充電電池的檯燈,40年前,我想這樣的檯燈應該很少見吧,而且體積非常大,當我很勇敢拿出來用的時候,就遇到同學跑來很嚴肅的跟我說,「Hey, Ashley你為什麼不乾脆帶棉被來上課啊!」我一直以為我忘了他對我說過的傷害,但其實後來我就放棄了父親為我做的愛心檯燈。
大學時期,學生們總是吵吵鬧鬧的,很匆忙地自學校走來走去,我沒有機會跟同學有太多的遊樂,而且每一次,我都必須要從前門走進去,對我來講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這樣看起來真的就像是一個被形容成怪胎的人吧。那時候對我來說真的很困難,每一天對我來講,要進到教室的前面,有好多的目光迎接著你,有一種深深的羞愧跟害怕,而且離同學非常地遠,第一排跟後面隔著非常大的空間,也許是因為這些訓練,漸漸地我變得很堅強。我永遠看不到同學的背影,都是別人看著我的背影,我也永遠不知道同學在做什麼,永遠都是同學在注視我的一些細節,尤其那個時候正是處在一個自卑小毛頭的年紀,我很在乎別人很多的想法。其實我並沒有這麼勇敢,我一直非常的膽小,但是馬克吐溫也講過,勇敢並不是沒有恐懼,而是去克服恐懼、戰勝恐懼,對一個害怯的人來講,那些日子真的是度日如年。坐在第一排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常會被團體拍照,或者是會被老師注意,也會常常被講者拿作為演練的對象與案例,大概是因為這樣子,也因為先天的缺陷,我必須要更勇敢的在這些場合,有更大的膽量去面對每一次臨時的狀況。
現在的我已經可以很享受坐在第一排的快樂了,我相信,這是上帝賜給我最大的特權吧,我不需要去看別人的背影,我不需要去注意別人的一切,而是享受別人看的眼光,所以就放寬心的坐在第一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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